韩国：推出绿色新政 确立低碳增长战略

（14）逆用者，以道生一，一生二，二生三，三生万物为常道之顺施，以万物归三、三归二、二归一、一归道为丹道之逆取。

商人湎于酒则勿庸杀之，姑惟教之，有斯明享（《尚书·酒诰》），因为商人有群饮的习惯且不以此为罪，故先教之而不杀。（《尚书·无逸》）这些思想在那个时代是难能可贵的。

《尚书·康诰》：若有疾，惟民其毕弃咎。其所以致太平与刑措者，盖可睹矣。水、火、金、木、土、谷惟修，正德、利用、厚生惟和。与其杀不辜，宁失不经。[5]李泽厚说：‘敬是要求恪守、服从，其中包含谨慎、崇拜义，就因为这个‘德本与原始的巫术礼仪传统有关，与对神秘的祖先崇拜有关，与对‘天意‘天道的信仰和观念有关。

其次，礼不仅成了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，支配着人们的思维方式，塑造着人们的心理结构，而且还决定了当时的国家形式，即宗法贵族政体。王敬作所，不可不敬德。第二，先教后杀，刑以弼教。

乃非民攸训，非天攸若，时人丕则有愆（《尚书·无逸》），往尽乃心，无康好逸豫，乃其乂民。他认为教与罚的目的都在于勉励人民立德，都必须统一于道德的基础之上。此周公诰康叔治殷民之道，殷人之刑惟寇攘奸灾，而周人之刑则并及不孝不友，故曰惟吊兹，不于我政人得罪，又曰乃其速由文王作罚，其重民彝也如此。[9] 二、明德慎罚、刑以弼教 明德慎罚既是一种治道思想，也是一种治理制度，大约创始于周文王时期，而盛行于成、康二王时期，见于《尚书》中的《康诰》与《多方》等。

孔颖达疏：用其合宜者以刑杀。周公还主张要根据罪人的认罪态度，调整刑罚的轻重。

因此，从礼与德、礼治与德治的统一性上看，礼治就是德治。四、德礼政刑四位一体的治理体系总体构架 由《尚书》可以认识德治、礼制、礼治与刑罚之间的复杂关系。《尚书·无逸》中周公回顾历史，为成王树立了历代德政的典范，包括殷先王中宗、高宗、祖甲，周先王太王、王季、文王，如说殷中宗严恭寅畏，天命自度。水、火、金、木、土、谷惟修，正德、利用、厚生惟和。

禅让其实是传贤，基本精神之一是选贤任能，所以对被禅或传者德行的要求是基本条件，还需要长期的观察和考验。依就是隐痛，即主张君主要像保护孩子一样保护臣民，使民众安居乐业。国家局势动荡，就要采取严厉镇压手段。有人罪过虽小，但因是故意或一贯犯罪，不可不杀。

如何将明德的精神运用到慎罚的具体的法律实践中去？《尚书》提出的基本主张是： 第一，以德为本，教罚为用。告诫太甲要敬畏上天，常怀仁德，实行德政，天下就能得到治理。

在周公的倡导下，以德治民，慎重刑罚，成为西周治理之道的一个恒常话题，《尚书·大禹谟》载：帝德罔愆，临下以简，御众以宽。貌曰恭，言曰从，视曰明，听曰聪，思曰睿。

这可以看出周初刑法之立是出于对礼制的破坏，即所谓出礼入刑。周初所提出的敬的观念，则是主动的，反省的，因而是内发的心理状态。汝勿佚，尽执拘以归于周，予其杀。《汉书·五行志》：人君貌言视听思心五事皆失，不得其中，则不能立万事。周文王卑服，即康功田功。他继承发展周公的先教后刑思想，反对不教而杀，《论语·颜渊》载季康子问政与孔子曰：如杀无道，以就有道，何如？孔子对曰：子为政，焉用杀？子欲善而民善矣。

因此，西周、春秋又可以称为礼治时代。其时犹淳厚其德，不尚往来之礼，所贵者在于有德，故曰‘贵德也。

进入 韩星 的专栏 进入专题： 尚书 。可见，尧、舜、禹之治是以道德为基础，选贤任能为标准，这大概就是后来《礼记·曲礼上》所说的太上贵德。

周初所强调的敬的观念，与宗教的虔诚，近似而实不同。又曰：元恶大憝，矧惟不孝不友：子弗祇服厥父事，大伤厥考心。

若经过教化仍然犯罪者，则为故犯，须以刑惩之——所谓先教后罚周公还主张要根据罪人的认罪态度，调整刑罚的轻重。一曰正直，言能正人之曲使直。郑玄云：（五事）皆谓其政所致也。

（《尚书·康诰》）显然，周公把民众的福祉作为制定政策的基本依据。惟是以用狱之际，养得一好生之德，自此发将去，方能尽得君德。

杨倞注：言周公命康叔，使以义刑义杀。周公制礼作乐完成了德治与礼治的统一。

依就是隐痛，即主张君主要像保护孩子一样保护臣民，使民众安居乐业。西周之前的德治主要体现在政治实践中，作为观念形态还相对微弱，或者说还处于萌芽状态。

[6]李泽厚：《中国古代思想史论》，合肥：安徽文艺出版社，1994年，第90页。自朝至于日中昃，不遑暇食，用咸和万民。德之说，意在用教化感民。《尚书·舜典》载帝舜说：夔。

《太甲》是商初年著名贤相伊尹教导太甲的训词，《太甲下》载：伊尹申诰于王曰：呜呼。非彝者，礼之所去，刑之所加也。

我不敢知曰，有殷受天命，惟有历年。周公举商汤代夏，以至帝乙，罔不明德慎罚，亦克用劝。

周初所强调的敬，是人的精神，由散漫而集中，并消解自己的官能欲望于自己所负的责任之前，凸现出自己主体的积极性与理性作用。平安之世，用正直治之。